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自由贸易与对外开放，亟待有实力参与主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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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全球价值链，继续推进开放
首先，业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中国经济，若要实现产业链上的进一步升级，既离不开本土企业基于自主创新技术的供给能力提升，当然也离不开有实力的外部参与主体或外资的深度参与。事实上，中国已经实施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包括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金融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等更多重要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就是这一开放逻辑的政策表达。
除此之外，开放的举措也表现在在原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拟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制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外商投资法》等，这为全球投资者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性、技术性安排与法治化保障。此外，我国还推出了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的相关举措。
其次，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出国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进而发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自然逻辑延伸。因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得益于入世红利、全球制造业转移红利与人口红利，中国制造业从规模上先后超过了德国、日本，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美国则是自1895年以来首次让出了全球制造业龙头的地位（但若按照技术、品牌与获益程度等指标来衡量，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强国）。
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6.1%下降至2017年的11.6%，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超过了30%。
今日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具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工厂”，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达到9800美元，消费升级正在加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既是平衡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关系的基础性需要，也是提升消费品质的结构性安排。
再次，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旨在防止全球有实力参与主体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出现“合成谬误”，以避免“以邻为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冲击，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经济体致力于全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笔者曾分析过，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之所以在近年来遭遇保护主义的阻击，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持续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动力不足，或者在美国拒绝踩油门的时候，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足以让其他的发动机进入现有的动力系统。
换句话说，作为全球化、自由贸易促进的最重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国，当其发现，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趋势及其引致的显性与隐性收益越来越超出美国的能力控制边界、而美国为其埋单意愿与能力又在不可避免地下降时，“逆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抬头便成为国家行为的阶段性表达。这个时间窗口大约就发生在美国基本完成修复金融危机、下大力气巩固国内制造业竞争力、启动加息的2015年底。
因此，如果从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观察，全球化退潮或者说是全球范围内的多边与双边开放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国家级层面的意愿下滑，盖因过去扮演着经济全球化最重要动力的发达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成长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意愿与能力的增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而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傲视全球的美欧产业与金融资本，当其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主体时，同样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适应。
经典贸易理论经得起时空检验
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应当明白：自由贸易、对外开放、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节约交易成本、国家、市场和企业的关系，等等，一直是17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理论与政策的代表作。
如今，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趋势遇阻，但技术的进步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与财富重新配置不可避免。
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换句话说，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
经典的贸易理论不仅经得起时空检验，更因其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往往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已有研究显示，其实中国基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对外开放实践，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经典贸易理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吻合。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记•货殖列传》和《淮南子•齐俗训》就已经用“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对类似的经济学逻辑给出了凝练表达。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代宗师胡寄窗先生曾在其英文著作《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中对中西经济思想的互通之处给出了理论和逻辑上的阐述。
可见，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自由贸易与对外开放，亟待有实力参与主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而中国作为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负着推动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其实是与不断完善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而关于市场经济的全球认知，尽管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标准，经济理论上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认识也分歧极深，对于到底存不存在市场经济标准的问题也不时存在争论。
但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的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有其内在的社会秩序，即一整套关于市场竞争的行为准则。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的反映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些具有共性的认识，包括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化；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企业的成本是否真实；贸易条件的公平程度；金融参数合理化等。其核心问题在于：从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上判断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市场准入及市场定价的自由程度；企业行为的自主程度等。
所有这些理念，与中国着力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在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之后，已经或正在通过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政府宏观干预方式的变化、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企业竞争自由度的变化）等，厘清政府、市场与法治的关系，清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奠定体制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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