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的“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新使命与新探索”为主题的智库圆桌会上作了主题为《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深圳要在反思中不断前行》的演讲发言，提出深圳需要反思、洞察面临的问题和潜在危机。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刘忠朴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取得的成绩很多，但是也需要反思、洞察面临的问题和潜在危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问题导向做好“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科技脱钩封锁，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深圳怎么做？这些都需要反思。基于此，我提四个方面的问题。
01
为什么要居安思危？——《华为的冬天》和《深圳，你被谁抛弃？》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是深圳40年来穿越危机不断前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华为的冬天》和《深圳，你被谁抛弃？》便是最好的写照。
2000年，任正非向华为员工发表了题为《华为的冬天》的讲话。他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强调华为人要自我批判，不断改进。任正非的讲话在IT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什么呢？2000年，华为年销售额220多亿，利润接近29亿，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正值上升期和扩张期。当时，很多人质疑任正非无病呻吟。时过境迁，正是20年前任正非基于危机意识启动的备胎计划，帮助华为抵御住了美国的打压。当佩服于任正非的高瞻远瞩时，我们也应反思华为的故事对深圳的借鉴意义。
2002年深圳许多企业外迁，产值超过100多亿的外资企业希捷科技迁往无锡。同时，传闻平安、招商总部要迁往上海，华为、中兴也要走。深圳面临新的形势将何去何从？2002年11月，呙中校以网名“我为伊狂”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了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帖子，对深圳面临的改革和发展困局进行了分析，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深圳从民间到官方政府、从研究机构到企业对深圳的讨论、反思和判断，讨论持续了两个月。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会见呙中校。2003年7月，国务院调研组到深圳调研，呙中校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座谈。《深圳，谁抛弃了你》部分内容被整理成内参报中央高层。《深圳，你被谁抛弃？》所引发的反思非常有价值。深圳深刻意识到要培养本土的民营企业、科技企业，更加注重营商环境建设，以更加优质的服务留住企业。
02
为什么深圳能成功？——独特的创新机制
深圳高校和科研机构少，但是科技企业非常多。深圳科技企业是依靠什么发展起来的？
2006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带队来深圳考察访问，参观了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李源潮书记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看了这么多企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南京有五六十所大学，100多个国家级研究院所，为什么南京没有那么多的科技企业？深圳就一个深圳大学，也没有多少科研机构，为什么科技企业一片一片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深圳为什么会成功？答案就是深圳的科技创新不是发端于大学，也不是发端于科研机构，而是发端于科技企业，而且科技企业不是外资/外商，也不是国资/国企，而是民营企业。这就是深圳的特质，深圳成功的根本所在。
深圳的创新路径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也不同于美国的硅谷。北京、上海包括内地都是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科技企业——企业集群的创新路径发展。美国硅谷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带着学生出来创业，创建了以半导体为主的公司，逐步发展形成了了硅谷，也是从大学、科研机构为创新源头逐渐产业化发展起来的。深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从市场端做起、从科技企业做起，做了30年、40年逐渐向基础研究延伸。因此，深圳科技创新的路径和美国的硅谷是不同的，其经验很值得总结，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理论。
03
大学基础研究与产业的关系？——香港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深圳开始大力建设大学，补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短板。毫无疑问，强化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深圳要建什么样的大学，通过什么机制把大学的科技前沿研究与深圳本土的企业、产业发展关联起来？
这个问题，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林郑月娥刚上任的时候，带领香港内阁成员听取专家小组关于香港科技产业发展滞后的研究报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提了三条理由。其中有一条便是香港高校的创新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极少。香港有5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100名，在全球城市里数量排名第一，超过伦敦（4所）、纽约（3所）和东京（2所）。香港高校的科研经费、科研能力都很强，但是对香港的产业联系贡献却微不足道。他指出，香港拥有这么多世界一流大学，却只是徒有虚名，创新成果不能在香港产业化。
深圳如何把大学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经济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体制下，大学的考核导向还是论文、专利和获奖，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很低。如果不建立新的机制，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大学都建成国家一流、世界一流了，才发现科研成果跟深圳的产业发展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背离了深圳发展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初衷。
04
深圳应该关注什么？——“竞争中性”和“新型举国体制”
新时代、新机遇，深圳应关注“竞争中性”和“新型举国体制”两个问题，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探索。
“竞争中性”是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最早提出的。2012年，世界经合组织发布了《竞争中性:经合组织建议、指南与最佳时间纲要》，明确了“竞争中性”的8大要素。“竞争中性”是指，在经济市场中任何经营实体都不应受不适当的竞争优(劣)势的制约。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开展了“竞争中性”的研究。近年来，官方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2018年1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支持，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招投标、用地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竞争中性”也是我们现在倡导的，面对不同市场主体时政府是中性的，不能偏向外资、偏向国企或者偏向民企。这也是国企改革下一步主要方向。
最近一年，针对现在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当然，不是所有的核心技术领域都采取“新型举国体制”，而是靠企业自身无法突破的核心要害技术，比如芯片。传统举国体制我们非常熟悉，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是什么？“新型举国体制”如何破题？针对美国的科技脱钩、打压封锁，“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发挥作用？国家和企业如何结合？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深圳还是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为主，深圳应该如何融入到“新型举国体制”？这些问题值得深圳重点关注、思考和探索。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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