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的思考
文 / 刘国宏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彭晓钊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
为什么同处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深圳往往能“率先”抢到先机？是特区政策的独此一份吗？不完全是！为什么同为“五大经济特区”，惟有深圳发展“一骑绝尘”？是毗邻香港的独此区位吗？不完全是！为什么深圳与作为“老师”的香港，经济社会与动力结构如此迥异？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当初不具备基础科研条件的深圳，日后成为全球瞩目的高新科技创新城市？为什么仍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不断酝酿了具有广泛时代影响力的文化风向？为什么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次涉及深圳的重大社会争议，但并没有影响深圳经济发展的“一路高歌猛进”？……如果不从既往事实出发，正视和探究这些问题，准确辨识因果关系和把握光耀之源，仅仅消费当前繁华，自顾自大嗓门“深吹鼓噪”，有意无意破坏客观规律，深圳经济特区未来能否堪当大任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图1 中国五大经济特区GDP占全国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以上城市统计部门
一、从基层的“创造性”看，如何答好时代的重大命题
1980年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大经济特区，1984年扩大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等等，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开放政策从点到线及面，以极快的速度遍及祖国大地。
如果仅仅依靠相对于内地而言的特区政策势差，深圳绝无可能在五大经济特区建设中实现异军突起，以及在后来居上更具政策优势地区发展中依旧不落下风。究其原因，党中央赋予了经济特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特殊历史使命，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具体路径和任务全部都交代清楚。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牛”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没有“亦步亦趋、坐等靠要”，静待中央的政策和计划安排，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时时汇报、事事请示”，把改革责任和风险也隐性上交，而是“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没有“勤于表态、怠于表率”，最大限度美化任期政绩，而是“逐梦奋斗、实干兴邦”。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创造性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开展了系列超前改革试验和创新探索，带领深圳完成了对看似不可能目标的不断追赶超越。
特别要说的是，1980年代中期深圳受到“特区失败论”舆论冲击，1990年代中期深圳陷入“特区不特论”争议，2000年代初期深圳又面临“被谁抛弃论”，对每一次社会负面情绪的爆发，深圳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没有禁言删帖、追查问责，而是不回避问题、不敷衍批评，扎扎实实检讨和解决舆论背后的特区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和潜在性危机。恰恰是这样对待社会舆论反应的问题和批评声音，深圳社会上下充斥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仅没有被所谓的“唱衰”或“压垮”，而且以此为契机实现了更大的飞跃。
二、从开放的“推动性”看，如何开启开挂的发展跨越
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均已成为中央和地方的热点词汇，不断变换着各种修饰词而高频显现。然而，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如何创新？如何发展？很多地方长期停留在“照本宣科”“鹦鹉学舌”“东施效颦”的层面——“上级说了所以我也说”“张三做了所以我也做”云云。
深圳开挂式发展的背后则是认清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关系，实现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联动。四十年来，深圳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的路径策略，以开放学习市场制度信息，找准改革改什么、如何改的问题；以开放导入稀缺要素资源，获取承接产业、创新迭代的机会；以开放对接国际市场空间，充分释放内地劳动力、土地充裕等资源禀赋优势。
说到深圳如何开放，就不得不说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深圳设立特区时，香港已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深港紧密的人缘、亲缘、地缘关系，深圳可以更加快捷高效地对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三来一补”，快速引入香港资本、管理、技术和信息，快速融入全球市场和产业分工体系，快速生成巨大财富创造效应，吸引全国各地“讨生活”的“打工仔”“打工妹”和“不安分”的“创业者”“创新者”大规模集聚。
正是市场主体、市场制度、市场信息等市场增量的大规模导入，催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变，使深圳可以短时间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下利益固化的束缚，形成改革创新、经济发展不断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三、从改革的“目的性”看，如何获取各种的率先探索
深圳的开放尤其是特区设立之初的开放高度依托香港，然而深圳发展并没有照搬照抄香港模式，而是坚持从需求和问题出发，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走上了一条独特且独立的创新发展之路，这才有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种“率先”和“全国第一”。试想，如果不管自己的实际需求，一味对外部经验“拿来主义”；如果迎合和制造社会有利的舆论，压抑市场发展甚至直接限制市场价格；如果超越了自己发展阶段，一味对上级要求“循规蹈矩”；如果四处环顾其他城市做法，不管别人改革逻辑而一味全盘拷贝。改革的风险是降低了，也能快速出形象，但还是“先行先试”和“先行示范”吗？还符合中央设立特区的初心和使命吗？还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吗？
图2 深圳与香港经济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以上城市统计部门
——初创奠基阶段（1980-1985年），主要解决人财物怎么来问题。深圳借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解决建设资金问题；探索建筑工程招标、劳动用工合同制和效益工资制，解决建设队伍问题；坚持贯彻平等互利原则，对外资企业减税降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同志特别强调“给第一个‘蚂蚁’尝到了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他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
——造柱架梁阶段（1986-1993年），主要构架市场经济基础框架。针对国内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情况下出口抑制问题，设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破除了外向型工业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依托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民间科技企业准入等重大产权制度改革，出让土地使用权、辟建证券交易所等要素市场建设，正确把握行使特区立法权提高法治建设效率和效力，构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制度，更好更快融入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
——塑造特质阶段（1994-2002年），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高新投公司、中小担公司），创新“投贷保”联动模式，为中小微科技企业担保增信；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深创投公司），赋予市场化经营机制，为中小微科技企业股权融资；停办荔枝节、开办高交会，加速高新技术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兴办虚拟大学园和深圳大学城，开启与全国高校合作，培养和集聚高层次人才。
——品质提升阶段（2003-今），着力破解人口、空间、生态等难以为继困局。实施农村城市化改造，把农业户口村民转为非农户口城市居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农民的城市；创新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模式”；规划建设深港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推进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开启事业单位转企和职员制改革以及法定机构探索；率先在国内建立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制度，把基本生态控制线作为保护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和“高压线”。
四、从创新的“内生性”看，如何涌现不断的创新蝶变
正是由于开放导入的市场各类资源和改革搭建的市场基本框架，使深圳个体、企业乃至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最早面对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发展、不断拓展领域，方能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以当前最富盛名的华为公司为例，华为依靠代理通信交换机业务起家，成立半年时间深圳涌现了大大小小上百家代理公司，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敏锐地意识到了自主研发的巨大市场机会，然后孤注一掷投入研发自己的数字交换机，在当时的动员大会上，其对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企业家们“置之死地”磅礴激情激发了创新创业“而后生”的强大动力。
微观层面企业竞争表现在宏观层面就是产业的不断衍生裂变、不断转型升级。深圳以早年“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介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企业市场竞争直接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升级，使华为、中兴等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同时，市场竞争促使企业不停拓展探索蓝海领域，使电子信息向医疗服务领域延伸，形成以迈瑞医疗为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向航空航天领域延伸，形成以大疆科技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向基因测序领域延伸，形成以华大基因为代表的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向充电电池领域延伸，形成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不仅意味着企业要持续提高竞争力和开拓市场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内生了寻求成本更低、供给更快的配套和融资庞大需求，催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供应链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伴随深圳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市场发展孕育了大量创新创业机会，诱发了当时外资所主导的加工贸易企业管理、技术、市场等知识外溢，孕育孵化了微创新、小创新甚至是模仿“山寨”的大量中小微企业，而大量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应对竞争的创新发展、融资需求又引发了风险资本的集聚。
多层次、多元化市场蔓延发展，极大推动了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市场流动，形成了对要素资源的合理定价，对成功的创新项目和技术兑现价值、提供激励，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创新项目、技术失败，也不会使创新投入变成一次性的“沉没成本”，可将其转化为一种迭代发展、可产生效益的社会资本，使“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仅是一句唱响全国的响亮口号，而且在深圳成为一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经济现象。当年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主要投资主体深圳赛格集团，当时投资的彩色显像管、彩管玻壳等项目均以倒闭或失败告终，但依靠市场的流动传递、消化吸收，这些项目成了技术源、人才源和管理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五、从群众的“主体性”看，如何释放磅礴的发展力量
作为新兴移民城市，深圳绝大多数的人口来自外地，普通话是城市主流交际语言，各地方言、饮食、文化习惯等相互交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上下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外来人口，更加尊重人们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权益。相对于国内一些城市“绝不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深圳的创业者们可自由选择市场经营策略，即使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与认同，只要不违法违规违德，也不会有人横加指责和野蛮干涉。长期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移民社会、服务政府，共同构筑了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不断吸引人们相聚深圳，从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到百万人口大迁移，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社会追赶超越提供了强力支撑。
如何尊重群众主体性，释放群众磅礴伟力？四十年来，深圳率先打破了“铁饭碗”劳动用工制度和“大锅饭”工资分配制度，率先推动了土地制度、产权制度重大变革，率先引入了“三来一补”大规模制造，率先制定了无形资产入股、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金融服务等创新政策，构建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人尽其能、物尽其用、激励相容的市场环境，高举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和价值法则，唤醒了人们自由意志、创富激情和创造欲望，吸引了天南海北千千万万创业者、劳动者“孔雀东南飞”，根扎深圳干事创业，演绎了跨越发展的城市传奇，形成了开放、自由、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文化，不断吹响了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的“时代号角”。
此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开放包容氛围不仅使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在追逐财富创造的同时，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帮助他人以实现个人更多的非物质需求满足，使深圳成为了一个有追求、有爱心、有温度城市。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义工组织、第一部地方性义工法规、第一支支教队伍、第一批国际义工，2007年李连杰发起的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即在深圳注册成立。
六、从市场的“法治性”看，如何确保高效的城市运转
1980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全面规定了经济特区的宗旨、性质、任务，不仅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而且奠定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创新试验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先行设立经济特区，稳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预期，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吸引国际资本、人才、技术等稀缺资源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争论、排除了干扰，使特区开发建设成为深入人心、不可逆转的长期国策。
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授权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2000年我国《立法法》实施后深圳再次获得较大市立法权，成为拥有双重立法权的城市。深圳取得特区立法和较大市立法不仅是减少了改革所需法律法规报批审议流程和时间，更意味着取得了改革创新的自主权，为突破体制障碍“先行先试”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创造了条件。
四十年来，深圳以法治促进市场体系发育，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从规范市场主体看，制定了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商事、企业清算、企业破产等条例，推动了大量企业涌现和成长。从发展市场体系看，制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建设工程施工招投标条例、房地产市场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从规范市场中介看，制定了律师条例、注册会计师条例、行业协会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从保障公平竞争看，制定了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从引导促进发展看，制定了改革创新促进条例、金融发展促进条例、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从保护社会发展看，制定了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欠薪保障条例、公民无偿献血管理条例、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法律法规。
此外，深圳持续推行依法行政，1993年出台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率先开展了依法行政工作，规范了政府的权力和行为，保障了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1998年颁布《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障城市规划实施。2003年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成为我国内地最早探索法律顾问制度的城市之一。2014年率先在全国制定商事主体行政审批权责清单及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办法。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深圳经济特区的新历史征程业已开启。当前，经济特区四十周年之际，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动荡不安，国内发展亟需攻坚克难、爬坡过坎，深圳唯有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才能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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